蒙古人灭西夏

党项国西夏自李元昊建国，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时期，历景宗李元昊，毅宗李谅祚，惠宗李秉常三朝，计48年。政治形势的特点是，创国伊始，各项制度在不断完善中，对外以攻宋为主，促其承认夏国的存在；发展时期，历崇宗李乾顺、仁宗李仁孝两朝，计107年，政治上的特点是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与阶级斗争逐渐趋于表面化，激烈化，国内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对外受宋、辽、金三国局势急剧变化的影响，表现为深刻的依赖性；衰亡时期，在短短的34年中，皇室五易其主，历桓宗李纯祐、襄宗李安全、神宗李遵顼、献宗李德旺、末帝李睍五朝，由于皇室日趋腐朽，和金朝与新兴的蒙古强敌威协，亡国之势已成。造成西夏衰败与迅速灭亡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皇室争夺王位的斗争与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之争。仁宗时是西夏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但在政治上却潜伏着深刻的危机。1170年（乾祐元年）五月，汉族权臣外戚任得敬篡权阴谋分国，几乎使西夏遭到覆亡。在金朝的支持和援助下粉碎了分国的阴谋。仁宗受制于汉人军阀，暴露了西夏党项皇室军事权力的削弱，西夏开始走向由盛而衰时期。仁宗之后皇室争夺王位的斗争十分激烈，1119年（辽天庆元年）桓宗李纯祐即位，到1206年（西夏应天元年）被宗室越王李仁友子李安全与李纯祐母罗氏合谋废黜，立李安全为帝，是为襄宗。

1211年（西夏皇建二年），西夏宗室齐王李遵顼又发动宫廷政变，废李安全自立为帝，是为神宗。皇位的频繁更迭，西夏统治者为了各自的利益，面对金朝与蒙古两大强敌，不但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反而被其互相利用，致使西夏本身更加削弱，难以自保。

第二，对外政策上的错误。桓宗李纯祐即位后基本上奉行仁宗时期政治方针和对外政策：对内安国养民，对外附金和宋。其时北方蒙古兴起并日渐强大，成为对西夏的严重威胁，要使西夏继续生存下去，其国策应是安定国内，联合宋、金，共同抗拒蒙古。李安全篡位，改变了长期与金朝盟好的国策，依附于新兴的蒙古，与金朝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战争，使夏、金双方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受到严重挫伤，同时促进了蒙古的迅速崛起，并南下侵扰。神宗李遵项继位后，承袭了襄宗开始的亡国之策，妄图乘蒙古攻金的机会扩大领土，对金朝连连出击。神宗附和蒙古侵金的政策，不仅不能消除蒙古的威胁。反而把西夏降为蒙古的附庸，受其役使。

1217年（西夏光定七年）十二月，蒙古军围西夏都城中兴府，神宗惊惶逃走。其后西夏不断受蒙古侵扰并被令征兵，神宗时而联金抗蒙，时而联宋侵金，时而又被蒙古役使侵金。附蒙侵金引起西夏统治集团内部与广大人民的不满。1223年（光定十三年），成吉思汗进攻西夏，神宗附和蒙古侵金的政策彻底失败，于12月宣告退位，传位于次子李德旺。李德旺即位后立即改变国策，宣布和金抗蒙，但这时蒙古大军已兵临金都，金朝自顾不暇，已无力援助西夏，西夏之亡，危在旦夕。

第三，统治阶级的腐败与社会矛盾尖锐化。西夏在崇宗李乾顺、仁宗李仁孝两朝封建经济发达时期已潜伏着危机。党项贵族在日趋封建化和接受汉族文化的同时，也过起了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宗室晋王察哥当权，“贿货公行，威福自用”，强占民室数处；年已70余，还姬妾成群。党项贵族世家，也都以奢侈相尚。广大党项部民则遭受残酷压榨与盘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142年（西夏大庆三年）西夏发生饥荒，民间一升米涨到百钱。1143年三至七月，国都兴庆府，夏州等地连续发生强烈地震与严重饥荒，党项部民无法生活下去，起而反抗朝廷。同年七月，西夏的威州、静州、定州等地的党项大斌、埋庆、竾浪、富儿等部都爆发了由党项首领哆讹领导的武装起义，有的起义军达上万人。起义军被汉人军阀任得敬镇压下去。仁宗时，党项贵族日益沉湎于腐朽的生活，侈靡挥霍，到蒙古入侵之时，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献宗李德旺时殿中御史上疏中说：“国经兵燹，民不聊生，耕织无时，财用并乏。”1226年（西夏宝义元年）蒙古军攻破应里（今宁夏中卫），见夏国“仓库无斗粟尺帛之储”。西夏劳动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甚至出现“饥民相食”的悲惨局面。但是党项贵族依然挥霍无度，“清歌夜宴”，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对国家危亡置若罔闻，也提不出任何拯救的办法。统治集团彻底腐朽，西夏灭亡已成定局。

从1025年三月，成吉思汗借口西夏收纳蒙古仇人，率兵进攻之，后又于1207、1209、1217三次进攻西夏，主要目的是打击西夏，为灭金朝消除后顾之忧，或促使西夏附蒙古联合攻金。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取得胜利回到漠北，以西夏不屈，决计灭之。1226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自北境长驱深入，攻入西夏。五月，西夏上皇神宗李遵顼病死。七月，献宗李德旺也惊忧而亡，献宗侄李睍被拥立为帝。1227年春，成吉思汗大军围西夏国都中兴府，敦促李睍投降，被拒绝。半年之后，粮尽援绝，末帝走投无路，向蒙古请降，并求宽限一月献城。1227年（宝义二年）七月，末帝李睍出降，被蒙古军所杀。党项所建的西夏国遂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