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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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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真正开始率先取得突破的,而农村改革最重要的举措就是首先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这项由中国农民自己做出的伟大创举,人们都不应当忘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就是包产到户的"始作俑者"。有一首旧时广泛流传的凤阳花鼓这样唱道: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牛羊,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1978年出现特大灾荒后,凤阳人外出讨饭"走四方"的情况又开始出现,并达到了高峰。但谁不知道在家好呢?与其出外讨饭或坐以待毙,不如斗胆"包产到户",只要有饭吃,坐牢也不怕。就这样18户人家赌咒发誓秘密地完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次创举。

  在当时那样一种严酷的政治思想环境中,在那样一种恶劣的经济形势下,这18户大无畏的农民,用自己的亲身实践,用过人的胆略和勇气,开创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先河。没有他们冒着极大风险的探索,没有他们改革创新的勇气,很难说今天的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穷则思变,农民的创造力和接受能力,真的是不容小觑,这也是我们在西部开发过程中所深深体会到的。

  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未来发展,同样需要回顾农业经济改革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同样可以把农村的经济改革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开始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在集体组织的安排分工下,由农户或自发成立的小组来承包集体所有的土地,并自己对今后生产和经营的结果负责。这样一来,原来吃饭还要依靠国家返销粮的农民纷纷承包了自己的土地,干劲十足,荒凉的土地在人们热情的干劲下也生产出了丰富的回报,农民的生活极大地改观了。此时农村的经济发展,也就是我所说的在有秩序地释放生产力。这个被束缚的生产力规模是巨大的,也是难以想像的。正是这有秩序的释放,才有了中国经济巨大的增长。在这一时期,为了使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能卖个好价格,尽快获得休养生息,国家在1979年大幅度提高了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价幅度达24.8%。同时,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家庭工业和从事个体商业、服务业,允许个人购置加工机具、拖拉机、汽车、农用船只等生产资料等等。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取得了令人意外的初步成果。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初期农村改革措施,推动了农村经济超常增长,并带动农村贫困率快速下降。在这8年间,农村人均年收入增长率显着超过城市人均收入的增长水平。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让农民尝到了甜头。在农村地区首先出现了万元户,这是让当时的城里人都羡慕不已的一件事。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贫困人口有2.6亿。而到了1984年,这个数字下降到1.3亿左右。

  第二阶段,从1985年到1992年。主要是改革农产品流通的体制,培育农产品市场体系,逐步将国家对农产品的统购、派购改为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采用市场调节的手段,农产品可以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进行这些改革后,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不再受原来经营分工的限制,实行多渠道直接流通。从事农产品经营、加工和消费的单位都可以直接与农民签订收购合同;农民也可以通过合作组织或建立生产者协会等,主动与有关部门和企业协商签订销售合同。这段时间里,贫困人口也从1985年的1.25亿下降到1993年的7500万人。然而,由于同期农村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加之剩余贫困人口脱贫难度增加,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一时期贫困人口下降速度有所减缓。依据世界银行估算,1985-1989年间甚至出现农村贫困人口绝对数增长700万的贫困反弹现象。

  第三阶段,从1992年至今。农村改革进入了一个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改革方面出台了许多重大举措,并取得了较大突破。例如,在基本经营制度和产权制度上,提出了土地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即在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基础上建立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机制;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分别推行适度规模经营和四荒(荒山、荒坡、荒水、荒滩)使用权的拍卖;对乡镇集体企业进行了股份制和租赁、拍卖等多种产权组织形式的试点。在政策方面制定颁布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为代表的一大批农业法律法规。特别近几年许多地方出现了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制。这样一来,既可以有效地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又促进了市场体系的发育,使多种生产要素在更大的范围内流动和组合,成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实现农村改革与发展第二个飞跃的一种重要形式。这一段时期的重要成果还有,到2000年底,除大约2600万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和居住在不具备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地区的特困人口外,绝大多数贫困人口都已实现温饱。

  作为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农业问题显得尤其重要。不能吃饱饭,其它任何事情就都是次要的。虽然农业经济自改革以后有了飞速发展,但在中国加入WTO后,面对国外农产品的冲击和其它国家的绿色壁垒,中国农业发展形势显得非常严峻。也正像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所讲到的,农业问题是最头痛的问题。因为,关系到8亿人收入状况和生活状况,甚至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所以农业问题不容许有点滴的疏忽。

  虽然农村经济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但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在中西部许多贫困落后地区,农业经济仍不发达。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都了解,中国大陆依地理学可分为三个区域: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从各地区人口的分布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约有5亿,中部有4亿,西部有3.6亿。全国约有13亿的人口里,有8亿人口以务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住在农村的"农民"人口中,有60%的农民还是依赖耕耘为生。住在城市的人,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由于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实现了高度的经济发展。在这些地区,人们在2000年每年的平均所得已达到1500美元,是全国平均国民所得(约800美元)的两倍。在大城市里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和经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相差不远。但在农村,农民的生活与城市生活相比较之下,许多仍处于"水深火热"的困境之中。

  2000年,我称其为网络元年。这个时候,信息网络时代已经来临,从而使财富的定义和创造财富的方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由于和发达地区一直有相当的差距和隔绝,农民们普遍缺乏创造财富的能力。农村的经济情况,在工业时代就不是很好,在信息网络时代还将面临着更糟的情况。在中国西部,农民的经济情况则更为恶劣,因为整个地区从一开始就没来得及搭上"工业化的列车",而今信息网络化快速的发展,更令他们"望尘莫及"。整个大西部地区仍经常饱受贫穷之苦和折磨:几世纪以来,他们受困于"贫、愚、弱、私"的恶性循环,在他们眼里看不见任何前景和希望,只有固守着传统的观念,过着传统的生活。贫穷是产生"贫、愚、弱、私"等诸多问题的根源。而贫穷的真正根源,在过去是由于缺乏"现代化",而今却是由于缺乏"数字化"。他们缺乏创造财富的能力,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数字技能",更因为他们是"数字文盲"。农村地区经济的落后,不是说明农民智力上的问题,也不是因为体力上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获得信息的各种手段,知识、信息和机会的不对称,才是造成贫困的原因。这里所说的知识,对于农村地区和农民来说,是指"实用的知识",而不是课本上的知识。信息技术的发展,却使我们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数字科技是把模拟信息做数字化的转换,再用数字技术处理、储存、配送。最后还需还原成我们常见的模拟形式。它的速度、功能、易用性和经济性都遵循着"摩尔定律"--每十八个月就加倍地增长。在信息网络时代的今日,网络上提供的各种信息,经过分析处理,使用数字科技的人能快速地从中撷取有关的情报,在商业竞争中占有决定性的上风。许多数字化的产品和相关的服务,要远比以前传统方式的更好,而且使用起来更便宜。数字产品和技术不仅会取代传统的产品和服务,更会令它们的制造商和提供者没有立身之地。因为数字科技所衍生的新产品和服务,正在广泛且快速地向传统市场蔓延,促使各种资源大量调动,重新分配,商业运筹大幅度调整,更加深了划分数字落差的鸿沟。可以说,数字科技是使贫富差距加大的"元凶"。

  数字科技在推动知识经济发展速度上所表现出来的巨大能量是令人瞠目的。微软公司成立至今还不超过30年,却能够迅速崛起,建立了称霸全球的软件行业;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短短十余年的时间里,累积了富可敌国的个人财富,这些都是数字科技神速性的典范。让我们再看看全球四大计算机公司:IBM,Compaq,HP和Dell在2000年的营业额总数高达2100亿美元,而同年中国8亿农民辛苦流汗所生产的总产值才1700亿美元。最令人敬畏的是这四大计算机公司只聘用了不到五十万名的"知识工人"。知识型经济凭借科技、才能和秘方所产生的财富,远比仰赖土地、人力和自然资源--传统的方式来得快,而且还更多!一个国家的国民平均所得,和该国的互联网上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有密切的关系。一个国家有更多上网的人,有更多的"知识工人",则一国的经济更加发达。

  消弭造成数字落差的鸿沟是刻不容缓的事,否则就会因贫穷而产生许多社会问题。贫困地区的存在,尤其对发达地区的安全和发展来说会成为抹不掉的梦魇,并且会不时地酿成突发的灾祸。但是,如何才能消弭这个鸿沟呢?

  首先必须在贫困地区推行数字化,为发展知识型经济创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在以农业土地耕作为主的地区应当积极引进数字科技的基础设施--通讯和互联网;增加数字领域的"入口"--移动电话、个人计算机和自动提款机等基础设施。

  有了数字科技的硬件后,就需首先把当地所有的信息实现数字化,并把这些数字化的信息放到互联网上;而贫困地区的人们必须学习数字化的基本"技能"--软件、英文和计算机打字(SET:Software,English,Typing)。只有掌握这三项技能的人,才算是掌握了在二十一世纪工作的基本技能,而没有掌握这三项基本技能的人,在信息时代,会找不到工作,最后必将落后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最终只能靠出卖体力为生。若一个地区的贫富差距加大,由此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就会困扰生活在当地的每一个人。所以各地方政府部门应当大力推行在贫困地区的数字化进程。

  还要在相对贫困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建设有直通飞机场的高速公路,以方便人们的出行;在当地必须?quot;星级"水平的食宿和商旅的服务,这些服务项目也要数字化,还要让人们能够通过网络预定到这些服务。

  乍看之下,要把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不经工业化演变的过程,直接从农业社会跳到网络社会,可以说是"匪夷所思"的,这与传统的"进化"进程相违背。然而成熟的现代信息网络通信科技和其效果的经济性,可以让一个农业社会飞越工业化时代的过程、直接进入到信息网络社会,其实这是可能的。因为,架设通信的光缆干线要比修建铁路便宜得多;设立软件开发中心比建设硬件生产线便宜得多;办公室的费用和修建工厂、生产线相比,互联网的建设和运输网包括公路、铁路等相比,电子商务和有砖墙的传统商务相比,前者都要便宜很多,而且前者都更容易建成?quot;飞越工业化发展时期"不仅理论上可行,事实上已有一个成功的案例,证明其可行性是毋须置疑的。

  八十年代,未来学大师托夫勒博士夫妇在《第三次浪潮》里所描述的信息网络社会,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正逐一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如今,无线通讯的手机、个人计算机、互联网随着各种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拓建,在世界各地急速递增。托夫勒博士夫妇曾预言,在信息网络时代,一个农业社会能够直接进入信息网络社会,不必历经工业社会的演变,也能避开因工业化所带来的影响和社会问题。

  在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黄羊川已经有了一个成功的案例※,就验证了托夫勒博士夫妇"先知似"的预言。证明互联网不仅能够在偏远的穷乡僻壤"连接梦想",更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为此我们成立了"千乡万才"科技公司--一个资金五千万美元的企业,配合中国"西部开发"政策,开拓8亿农民的市场。"千乡万才"科技公司运作的本质,就是把信息网络科技引进农业社会,促进当地发展知识型经济,加速乡镇转型为信息网络社会的"网络城乡"。发展"网络城乡"不仅是消弭"数字落差"的快捷方式,也是8亿农民脱离农业社会的最佳出路。为此?quot;千乡万才"科技公司将在中国大陆各地建立"网络城乡示范中心",并在当地示范信息网络社会的生活、生产和生态。随着"千乡万才"经营计划的发展,不仅信息网络社会的曙光将呈现在中国大西部的农村,也能为"千乡万才"带来可观的投资回报。
让贫困地区不经过工业化的发展过程,而直接进入到以知识经济为主的信息网络社会,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可以算得上是史无前例的举措了。

  在工业时代由于没有互联网,也因为其产出是物质的东西,所以必须把原料、生产设备、人工、管理等,全部集中在某个地点才能达到大量制造的最基本要求。为了有更高的效益,各类工厂必须集中,并和商场、运输、金融等系统连结在一起,因而产生了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的工业大城市。这些工业大城市把原本从事农业的人全都吸收。由于工业经济的效益高于农业经济,所以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一路追赶着海外发达地区。而中国西部地区由于受到穷山恶水等自然环境的局囿,也因为交通不发达,没有赶上工业时代?quot;列车",以致于经济落后,民不聊生。这完全是因为工业时代的科学不够发达所导致,而不是因为西部地区的人民不努力或不够聪明。

  信息网络时代有了互联网,工业时代的"列车"也渐渐趋近了它历史的"终点",而另一辆不受制于自然条件的信息时代?quot;列车"正准备出发。这是开发那些未受工业社会施惠地区经济的"列车",西部地区的人必须赶上,才能发展以人为本,基于知识、科技和才能的经济。大家都知道东部和西部,还有经济并不发达的中部,那里的4亿人口比西部还多,距离东部更近。如果在东部的生产线因为成本太高而必须外移,首先迁移的对象必是中部地区的省市。所以西部地区如甘肃,想要吸引外资的机会简直难上加难。

  西部的城市,如兰州、银川、西安、宝鸡等,因为交通发达,加上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建设,工业化的程度已经和沿海有着相似的水平,这些地区要想进一步发展当地经济,就要想办法找到当地的核心专长。然而广大的农村仍有60%的农民以耕种农地为主,还过着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黄羊川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农村,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农业社会可以不经过工业社会的过程,直接进入信息社会,发展知识型的经济。农村的经济是西部开发的瓶颈,我们希望证明这个瓶颈可以突破,借由一些成功的案例,让许多有能力的人能"见贤思齐",带动更多的农村走进信息网络时代。

  我常说,网络是上帝带给中国的礼物。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在贫困地区发展以知识经济为主的信息网络技术,有很多有利的条件和优势,并且这还是一条发展贫困地区经济的捷径。通过信息技术和数字科技不但可以培养高科技人才,还能够在经济上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地区,这就是后发先至,还不会造成工业化所带来的危害。可以说,在世界上这种思想认识和魄力都是首创的,虽然我们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看到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情景后,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没有旁的选择,也没有太多的时间了。所以我们要自己去开山劈石、披荆斩棘。当然,事情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没有困难,正像我们在西部所走过的路一样,崎岖坎坷,但这正是我们的事业。在经过了一年多的探索后,我们已经看到了成功的希望,更看到了农民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所取得的成就。虽然是一点点的成功,但却极大的鼓舞了我们的信心,要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001年7月我到美国洛杉矶,与未来学大师托夫勒博士夫妇和一群研究未来学专家的学者讨论有关网络社会时,我报告了我们在黄羊川具体的实施成果,使得"黄羊川模式"变成该会议里最热门的讨论议题。当时托夫勒博士夫妇给我们的评语是:"你们找到了一个能消灭贫穷的方法。"托夫勒夫妇的肯定,让我们对"西部开发十年可成"的信心大增。从美国回来后,我和林光信畅谈的时候说道:"如果我们只做一个"黄羊川",力量不够;我们要做一千个"黄羊川",藉此在西部培训、雇用一万名软件人才"。"千乡万才"开发西部的计划就是这样来的。

  "千乡万才"计划推出之后,许多人不禁问:"捐计算机给穷乡的学校;你们是不是在做"公益"事业?"对此,我总是引用林光信说过的一句话"只给钱、给物资是不负责任的行善"回答。做"公益"的钱就像射出去的箭,是单向的。而企业是讲求投资回报,是循环的,也唯有用企业经营的手段,才能真正把创造财富的能力"免费"传给西部地区的人。"利他精神"的"公益性"就在于此。后来为了让"千乡万才"计划企业经营的方式更明确,2002年初我们在开曼岛登记?quot;Town and Talent Technologies"公司,在北京成立"千乡万才"公司,把整个"千乡万才"开发西部计划加上企业经营的要求:不能亏钱,要有效益。我希望不光只有我们一家公司在做这件事,我更希望大家都来仿效,投资西部开发,这样才能加速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希望"黄羊川网络城乡"的成功能成为楷模,让各界竞相效仿,把开发西部的"人气"衬托上来,让更多人加入开发西部的行列。"网络城乡"是中国8亿农民未来的家园,也是21世纪中国人的"中国梦"。开发西部是本世纪最有意义的使命之一。从商业上看,消灭贫穷就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借着消弭东西的数字落差,不仅解决因贫困而造成的问题,也为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争光。

  在任何时代里,凡是关乎"国家兴亡、民族团结"的大行动,为了尽到"匹夫之责",有志之士都会奋身而起。对中国大西部的开发,我在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里说过:"我们虽然生长在台湾,但身体里面流着的,同样是我们五千年民族文化的血液。我们对西部开发的关切,和所有人是一样的。"
这一群无法漠视同胞苦难的人,背着"千乡万才"艰巨的任务,一切都只是刚开始而已。


附:黄羊川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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